夏斌：中国经济改革亟需顶层设计
6、下行，这是市场的常有的道理 差额只是价格现象 我们的广义货币就是M2(指PPT)，所有的现金、所有的存款放在一起算，你看增长多少。
在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上，很容易出现像瘾君子抽吸鸦片一样的上瘾。如果央行继续发基础货币，继续降息，把贷款利率降到像美国、欧盟、日本那样，至少像澳大利亚那样2.25%的水平，那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就会轻松很多，企业的日子也就好过得多。
他们在实际经济部门从事经营，更知道在本行业以及临近行业中创新的机会和可能。但是，目前全国各地的大量中小企业，现在已经是关停倒闭的一片一片的了，这十分不利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会造成当下的失业以及农民工拿不到所欠工资等大量社会问题，且更会伤害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目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这么困难，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前一波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推动，中国的制造业集聚膨胀，结果是各行各业大规模的产生过剩。凤凰财经：其实减税后将来政府收的税收会更多的。整体来看，尽管目前中国的货币市场的供给已经比较宽松。
所以，我认为，央行不必考虑靠降准和其他量宽办法所投放的基础货币到哪里去了，是否到了急需贷款的中小企业——如定向降准——也不重要。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对新出现的靠增加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思路提点不同看法。例如，在国有企业定位和做强做优做大的问题上，就有和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不相衔接的地方。
前期释放流动性刺激了股市泡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当下正确的方略，是在通过一系列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线性的，认为要保就业就必须保增长，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是难于成立的。各国救助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资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下，由于人们都要捂紧钱袋子和保持流动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并没有太大效果。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却可能不到1%。
与此同时，要按照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使官员行使职权有章可循。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当前，中国经济如何应对、采取什么样的风险控制和化解措施、治本之策在哪里，这些问题值得思考。由此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前一时期释放的流动性并没有达到支持实体经济的目的，却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胀，就是明证。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前说过，先治标后治本，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速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使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但是，各方面改革的进度差异很大。再次，我国进入城市化的后期，由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即由原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转移到城市所促成的效率提高也进入了尾声。增加赤字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收入。
目前正开始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的经验。维持高增幅因素有的已消失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用增加投资的办法维持8%以上的增长率，是因为要保就业。由于存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出现突发性金融风潮的可能性，因而还需要以短期政策作为补充，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
为了堵塞漏洞和化解风险，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民气和民力，是我们克服困难，构建繁荣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所以，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同样的GDP增长率的条件下，就业的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年，在上述改革的推动下，服务业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使我国就业情况在GDP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得以保持较好的状态。第一，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财政政策力度还有一定的空间。这个关系重大的任务经过整整20年还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2006年总结十五的教训时就已得出结论：症结在于实现这一转型存在体制性障碍，关键在于能不能通过全面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
尽快建立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便从根本上消除系统性风险的根源，确立效率驱动持续稳定发展的新常态。货币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杠杆率，加剧风险积累。
我认为，去年12月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是正确的，应当审慎地加以实施。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缺乏投资的积极性。
即使在需要采取适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时，也主要应采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不要变成了大水漫灌，进一步提升杠杆率，加剧风险积累。国有企业掌握着大量重要资源并且在许多重要行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如果国有企业仍然处在效率低下的状态，国民经济效率就很难得到提高。但是有些思路还不够清晰。
在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东部地区才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或国外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以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觉得，在反腐高压势态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反腐，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笼子里。来源：新京报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投资拉动 。
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倾向于更多地采用普惠式的减税。早在十八大召开前后，就已经按照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比如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营业税改增值税等等，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
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需要改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家们的信心。即使进展比较快的行业和部门，也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第六，采用证券化等手段，通过资本市场消化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
第五，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并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盘和破产保护下的重整，化大震为小震，使局部性风险得以暴露和释放，而不致积累而成系统性风险。最近发生市场波动以后，出现了股市注册制改革将要推迟的传言，引起了人们对改革放缓的担心。
近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和目前增长速度为什么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就不可避免。
近期汇率波动较大、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资金外逃也在增加，这也与信心不足有很大关系。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离不开党政官员在创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为。
